• 决不能借口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压制打击群众的正当批评

    <正> 1987年2月2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把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斗争持续健康地开展下去》,其中对这一斗争的政策界限作了清楚的阐明。社论说:当前这场斗争严格限于党内,不涉及民主党派和党外知识分子。着重解决根本政治原则和政治方向问题,即主要是反对企图摆脱共产党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道路的错误思潮。不要联系经济改革的政策、农村政策、科学技术研究、文学艺术风格技巧的探索,以及人们的日常生活。党政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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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在西方文化撞击中找到自己的位置

    <正> 刘心武在《中西文化撞击与作家的选择》(《当代文坛》87年1期)一文中指出:现在是世界文化走向中国,而不是中国文化走向世界。西方人对中国当代文坛的了解非常之少。最近我们有几个中青年作家到联邦德国参加一个学术讨论会,双方发生了重大的撞击。我们的作家去就谈意象,说我们现在有非常好的小说,我们的小说有相当的古文化意识,有道,有意象等等。对方对此一点兴趣都没有。你谈意象,那么好,据我们知道,意像这个词在中国可信的古籍中共出现两千一百三十八次,国际上早在一九六○年就有定论,归纳为七种解释,请问你讲的意象是出于哪一种国际公认的前提?我们的发言者茫然,并不知道。这么对话是没有用的。泛西方文化不那么容易接受你,他很希望你保持和他的区别,包括你政治上、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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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观念的嬗变和文学的变革

    任孚先

    <正> 我们应当看到,观念的更新不是一个轻而易举的简单问题,不能希冀一阵旋风就能把几千年的积尘吹跑。它是一个过程,是人们深层文化心理意识的蜕变。我们的祖国经历了两千年的封建社会,是世界上经历时间最长、最完善的典型的封建社会形态。在悠久的文化体系中,自然有灿烂辉煌的部分,这在世界上是无与伦比的,那是一笔极为丰富的精神财富。但是,我们也应该承认,数千年的封建文化形成了板块结构,使我们很难冲破,很难有所发展和创造。传统文化中的消极因素,象绳索一样束缚着我们。什么是传统文化的主体,现在尚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但我们可以肯定地说,儒家文化这个子系统,无疑是传统文化总系统中最重要的核心部分。儒家文化观念,不仅存在于典籍文册内,而且渗透在当代人的思想观念、生活方式、行为方式中;不仅影响着知书达理的知识分子及粗通文墨者,而且渗透在那些文化水平不高乃至日不识丁的人们中。“可以说从吃奶的时候起就染上了这种心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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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与《棋王》作者阿城的对话

    施叔青

    <正> 人和自然直接的接触,得到的是状态问:你父亲钟惦棐五七年被打成右派,当时你八岁,突然从高干子弟换到另一种局面,当时的感受记得吗?钟:我只觉得奇怪。恐怕人与人是平等的观念是天生的,否则的话人不会觉得奇怪,就是说,本来我和别的同学是一样的,突然我变得和同学不一样,被看成为是低的,当时就是这个感觉,我父亲到唐山一个劳改农场去了。后来看了以前反右的资料、照片,我觉得反右比起文革还是相当文明,看过一个叫张国钧,组织了一个会批判他,我看他很好,穿得很整齐,坐在他的座位上,而且他的座位是和大家坐在一起的,别的人不会侧着身对他,也许这张照片还是很典型,也许不。和文革不一样。问:你文革十年里先后在哪几个地方插队?钟:先是在山西插队,后来又到内蒙,最后到云南工厂。为甚么会到三个不同的地方,第一是插队的时间,反正象我这样出身的人一定要插队,没可能留在城市,既然要走,不如几个要好的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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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对文学应进行全方位的理论探讨

    <正> 王蒙在《文学三元》(《文学评论》1987年第1期)一文中提出:文学是一种社会现象,文化现象,又是一种生命现象。他试图提倡一种尽可能打破过分偏狭的文学观的排他性的通达态度,但并不意味着把各种文学观等量齐观,或者认为这三个层面可以截然分开,或同等重要。他认为我们当前完全有理由将文学的社会性放在优先地位,同时也应该注意文学的文化价值,理解作家的创作心理与读者的阅读欣赏心理,理解各种不无偏颇的文学主张的出现根由,理解多种多样的文学作品的存在根据,理解文学作品的多层次多侧面内涵。文章说:本着社会革命、社会改革的热情,强调文学的社会功利性是可以理解的,有时是天经地义的。但要避免对文学现象的理解的隔膜与偏颇狭隘,使文学乃至整个精神生活贫乏化。一味强调文化性,或一味强调移植引进反省杂交,可能成为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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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试论《棋王》

    黄凤祝

    <正> 一、棋王与隐士苏丁与钟呈祥在“棋王与道家美学”一文中认为:棋王王一生的棋道蕴含着道家哲学的精义。王一生的棋是道家的棋。并把小说中的人物王一生与历史人物阮籍、嵇康、米芾、倪瓒、黄公望与李白并论(见《当代作家评论》第三期一九八五年)。小说中的王一生并不是隐士,也没有具备着当隐士的条件与气质,但是,为什么苏丁与仲呈祥对王一生评价这么高呢?这促使我对《棋王》这部小说深入研究。在《棋王》中阿城写道:“棋是道家的棋”。又说:“汇道禅于一炉”。真的有“道家的棋”吗?那要探讨《棋王》这小说,我们必须先从道家与弹宗的哲学着手。二、禅道与无争什么是道家的哲学思想呢?老子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又说:“无为而死所不为”。从这两句话中,我们可以深刻地体会到道家的中心思想。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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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关于古典文学研究方法的思考

    肖瑞峰

    <正> 限于篇幅,我的思考和假说拟围绕古典文学的研究方法来展开。首先,让我们在现代意识的制导下,对古典文学研究的历史略加回溯和反思,以获得必要的参照。似乎还没有谁论定过古典文学研究的起源。但较之古典文学起源于何时,这一问题并非复杂得令人感到扑朔迷离。或许,儒家始祖孔子在《论语》中对诗经的评论“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云云,可以看作文学研究(或曰文学评论)的滥觞;而他对包括《诗经》在内的儒家六经的整理编订,大概也可以说是最早使用了古典文学研究的重要手段——校勘(如果我们不按今天的标准把校勘的定义界定得过于严格、过于狭隘的话)。倘若这一推断可以成立,那么古典文学研究的历史可谓其源亦远,其流亦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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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现代主义中的现实主义表现主义、印象主义

    朋特,胡苏晓

    本文译自美国威斯康辛等校的朋特、阿姆斯特朗、勃立根、诺尔勃洛区四教授所编的《文学中的现代主义》(1977,美国霍尔特·莱因哈特·温斯顿公司出版)一书,译文有删节。朋特等四教授在《文学中的现代主义》一书总论中指出,现代主义包含了现实主义、表现主义、印象主义三种创作方法,扼要地提示了三种创作方法的特色,然后在各别的概述中加以论述。他们认为有些作家往往不限于运用一种创作方法进行创作。朋特等提出的观点与国内流行的关于现代主义与现实主义的关系的看法有所不同,对我们研究现当代外国文学现象不无启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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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表现主义与象征

    <正> 林一民在《表现主义的美学观》(《外国文学研究》86年4期)一文中指出:表现主义艺术是以表现主观感受为宗旨的。这个流派主张在作品中表现自我,表现外部世界在人们内心世界的折光。他们的口号是:不是现实,而是精神。表现主义的一个显著特色,就是用象征性手法表现抽象的真理。表现主义可以说是戏剧和小说领域里的象征主义。在表现主义的作品里,可以看到象征性的环境、人物、情节和场面。卡夫卡的城堡就是一个象征性的环境,主人公一进入城堡管辖的范围,不由自主地产生一种虚幻和无能为力的感觉,因为构成主人公活动环境的城堡,象征着虚幻的世界和官僚的政治。《变形记》中人变成甲虫虽然荒诞,但它象征着资本主义世界人异化为非人这一普遍事实。托勒的《群众与人》中的人物也是象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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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文学与道德

    <正> 《光明日报》86年12月18日发表唐因等作家三人淡,讨论“文学与道德”的关系问题。唐因认为:现在似乎流行这么一种文学观点:美是超功利的。一涉及人间功利就破坏了美。我很不赞成这种观点。因为人的一切创造都有它的功利目的。由于对过去那种“文艺为政治服务”的极端功利主义的反感,又走到了“文学是超社会的”这样一个极端。也由于对过去那种道德教训的反感,又走到了“文学是超道德”这样一个极端。似乎只要一涉及道德观念,这个作品就没价值了。做为一个社会的人,他总是有着各种行样的社会意识,包括道德意识。没有道德意识的人是小存在的。文学作品是社会人所创作的,是他对生活所做出的反映和评价。因此他的作品中必然显示出某种道德观念。整个一部文学作品中完全没有道德意识的反映,是不可思议的。道德意识在人的头脑中,在文学作品中,总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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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批评的技巧

    哈罗德·奥斯本 ,卢鸿钢

    本文译自他的《美学与批评》第一章,格林伍德出版社1952年版。原文较长,译文作了一些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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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决不能把自由、民主的口号拱手奉让给资产阶级

    <正> 周修强在1986年12月15日《人民日报》上发表《正确对待资产阶级统治时期所创造的文明》一文,指出“这里,被搞得最为混乱的是自由、民主问题。”文章说:“自由、民主是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在反对封建专制时提出的进步口号。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我们总是把自由、民主当作资产阶级独占的口号,这是很不恰当的。应该看到,自由和民主的提出,是人类精神的一次大解放。不但在反对封建主义的斗争中,自由和民主起了十分巨大的作用,在无产阶级争取解放的斗争中,也一直使用自由和民主的口号。资广阶级建立了自己的统治以后,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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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中国现在更需要理性

    <正> 李泽厚“1986年11月25日答《文艺报》记者问”(见《文艺报》87年1月3日)中指出:西方的“非理性”是在资本主义文明发达之后流行的东西,是对过分发达的理性(如科技)的反抗。而我们现在所面临的,还是如何从中世纪的非科学的盲从迷信等行为方式、思维方式中挣脱出来,用科学和理性代替它们的问题。我们今天东施效颦鼓吹“非理性”,实在为时过早。在1979年的文章中,我强调文艺创作的“非自觉性”以及情感逻辑,当时被批评为非理性、直觉主义、唯性论等等。前两年我也曾提出“建立新感情”。在哲学上,我一直是强调个体、感性、偶然以及非理性的,但我不同意把它们归结于动物性的本能,完全等同于本能冲动、兽性发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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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人学”不能蜕变为“性学”、“动物学”

    <正> 丁振海在《也谈当前创作中的性描写》(《文艺报》)87年1月14日)一文中指出:应该恰当地估计文学创作中性内容、性描写的位置和意义。在这个问题上,从小市民的羞怯心理出发,谈性色变,搞假道学,当然是不足为训的,但如果对这类题材过于热衷,甚至出现一浪高过一浪的创作热潮也未必是明智之举。事情很明显,无论从社会群体的范围,还是从每个人的生活范围来看,性的问题终究只是具有从属的地位,以全方位地反映历史新时期的生活面貌为己任的当代文学,无疑有着无比博大、无比宏伟的创作题材和表现内容,因此,我们的文艺家们显然应该将自己的主要精力用于反映我们的时代风貌和时代精神,而不是将自己的兴奋点集中在性的问题上,列宁早就指出过,“如果性成为主要关心的事,那就很为不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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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小说与文化人类学

    <正> 吴秉杰在《文化的人类学追求与文化的社会学追求》(《光明日报》)86年11月27日)一文中指出:当代文化人类学起源于欧洲扩张时期对边疆部落民族的兴趣,着重于收集原始民族的婚姻习俗、语言历史、异国情调的神话传说,并借不同的生活方式当作一面镜子来研究人类自身。因此,不同民族、地区、社群的风俗制度、语言习尚、意识信仰便成为其文化探溯的对象。并借着比较的眼光,企图区分哪些文化特征是基于普遍的人性,哪些特征则表现为独特性而缘于特定的时地和人郡,民族学、社会人类学、语言人类学、史前考古学等便是文化人类学的不同分支。近年小说中兴起的一部分“文化热”在艺术表现和所取的文化形态上无疑与此有着非常接近的地方。首先,它们都注意于表现民俗,并以此作为文化的载体。这是因为在这种观察角度与眼光下,要作出企图跨越时空的最大限度的历史概括,它们找不到更好的载体了。例如,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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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不穿制服的将军”

    <正> 王元化在《有生命力的文学是站着的文学》(《人民日报》86年12月1日)一文中说:在最近一次座谈会上有两位作家的发言不约而同地说出了和我完全一致的信念:“只有真的才是美的和善的。”我认为这一说法较之过去出现过的把真善美割裂,或者把真善美并列的观点更为合理。表现手法毕竟不是文学的最根本问题。我同意另一位作家所发出的呼吁:面向严酷的生活,不要为了追求艺术上的声、光、色的美,而把文学注意力从我们还来不及思考和整理的重大生活问题引开去。这位作家用这些话来唤起文艺工作者肩负起时代使命的责任感,并不是对当前进行表现手法探索的菲薄,而是必要的提醒。我们不能把形式或表现手法在文学创作上的作用加以无节度的夸大,应该承认有不少杰出的作家是“不穿制服的将军”。他们并不特别关心形式和表现手法问题,殚思竭虑地在这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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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文艺理论的内在推动力

    <正> 周政保在《文学理论的活力》(《光明日报》86年11月20日)一文中说:在文学理论的发展过程中,以下三个方面的因素是值得理论家引起注意的:一是对已有文学理论的把握,二是对文学现实、特别是新的文学现象的接触,三是对现实生活的理解。我想,这三个方面是文学理论所赖以发展的内在推动力的总和,也是理论家的思想材料的发生地。不管理论家是否意识到,他的全部理论思绀都是建立于这三个方面所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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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对文学理论批评现状的诘难

    <正> 李倩在《对文学理论批评现状的几点诘难》(《文艺报》87年1月3日)一文中谈了四方面的意见:浅薄的批评观;崇拜新教条、洋教条;批评理论与批评实践的脱节;艺术感觉的衰退与理论的实用化。文章指出:新时期的文艺理论批评最富于革命性的内容之一就是对束缚文艺创作和理论发展的旧教条、旧八股展开了猛烈的冲击和批判,成绩令人瞩目,但是曾几何时,许多批评家的思想几乎不知不觉地又陷入到另外一个困窘的境地,即对新教条、洋教条的崇拜。这与新时期文学吸收了大量的西方现代思想不无关系。我们喜欢选择西方现代思想的武器来打击以往理论中那些陈腐、僵化的东西,本来,这也是很正常的事情。但是,无选择无分析地照抄照搬,绝对地叫好,全盘接受,以至这几年连续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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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当前文学批评潜伏着危机

    <正> 刘锡诚在《没有文学的批评》(《文艺报》87年1月17日)一文中指出:早已失去真理性的唯心主义观点,在某些文学批评中重新抬头,就是一个值得忧虑的倾向。诸如“我所批评的就是我”一类,象排斥文学是社会生活的再现的观点,象对文学的非理性所作的超过限度的阐述等等,大概都不是什么新探索、新见解、新发现,而足缺乏科学性的、陈腐的、不具有真理性的主观唯心主义观点。有些命题本来是正确的,如表现自我,内心分析,主体性,等等,但强调过了头,就跨出了真理的界限,变成了谬误。脱离作家创作的空洞的宏论,正在把文学批评变成与作家、与作品、与文学无关的东西。现在有些被称为文学批评的文字,其实毫不涉及具体的作家,作品和文学现象,而是作者根据某些外国著作里的几个论点或个人的哲学玄想而生发出来的宏论。文学批评是研究作家及其创作、研究文学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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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现代文艺与抽象思维

    <正> 罗务恒在《现代西方文学艺术与近代两方文化主题》(《文艺研究》86年6期)一文中指出:科学范畴、概念的大量增殖,使人们思维抽象化程度大为提高。这一势头如此明显,就连自然科学家也承认,变化不仅在科学领域内。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埃·赛格雷在所著现代物理学发展简史中几次提到了毕加索的绘画,并刊出了孟得津昂的抽象画作品《灰树》和《开花的苹果树》。现代艺术中的相当一部分,可以说是抽象思维而不是形象思维的产物。现代大诗人瓦雷里甚至写有《诗与抽象思维》一文,断定“每个真正的诗人,其正确辩理与抽象思维的能力,比一般人所想象的要强得多。”这一抽象化的结果是使艺术与非艺术的界限不再泾渭分明,由此又导致了艺术的认同危机。随着西方现代艺术的发展,什么是艺术的问题越来越不清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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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加强“实践的批评”

    <正> 张大农在《诗评与译诗——与王佐良教授一席谈》(人民日报87年3月18日)一文中指出:近期文坛上有些评论文章,常常是先建立一个理论框架,再将文学创作中的某些材料纳入其中。这也许能阐释某种高深的见解,显示某种理论气魄,但也有人认为这类文章往往使人感到有点玄虚。王佐良针对这一问题,谈了自己的见解:我不习惯那种在文章里一上来就摆理论架子的做法。有些文学理论文章距离文学越来越远了。我主张加强“实践的批评”。当然实践的批评也应具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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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文艺不能脱离现实和群众的要求

    <正> 北京大学中文系84级学生受北京市委宣传部委托,新年前开展了一次大规模的“首都群众文艺欣赏基本意向”的社会调查。他们深入首都社会各界,广泛接触工人、农民、解放军指战员、知识分子、离退休职工等,历时四个多月。学生们普遍反映:这次调查既了解了社会,也了解了自己。过去不少学生热衷于搞“纯文学’的东西,他们在相互议论中,每当谈到西方“现代派”和国内近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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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K.的寻求

    W·H·奥登 ,张金言

    <正> 卡夫卡的长篇小说属于最古老的文学类别之一——“寻求文学”。把他的作品同这一类文学中某些较早的实例作一番比较,也许不是完全无益的事情。比方说,在不同的时代,寻求的对象是什么?主人公又是什么人?童话童话的结局不是赋予古有某种圣物的人以魔法般的力量,例如得到生命之水、金羊毛,就是使他同美丽的公主结婚,或者两者兼而有之,换句话说,得到圣物是结婚的条件。圣物往往落入坏人之手,被某个巨人、龙或者女巫偷去,他们利用圣物的力量作恶,达到自我扩张的目的。夺回圣物和同公主结婚(往往只有等她结婚才能解脱魔术的魅力)不仅对主人公本人有好处,而且对整个社会有利;只要圣物还留在坏人手中,庄稼就不会生长,人民就不会幸福并且前景茫茫,因为王位无人继承。一旦故事中的主人公获得成功,不仅他和公主而且全国人民从此都会过着幸福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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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我们不搞政治运动”

    <正> 赵紫阳同志在春节团拜会上的讲话中指出:“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就是从中国的实际出发,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条路线的基本点是两条。一条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一条是坚持改革、开放、搞活的方针。两者互相联系,缺一不可。不讲四项基本原则,改革、开放、搞活就没有方向,没有保证。不讲改革、开放、搞活,就不可能迅速发展社会生产力,就谈不上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只讲一条,不讲另一条,不符合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讲话”中说:“我们不搞政治运动。我们深知,搞运动无助于解决资产阶级自由化的问题:搞一次或几次运动也根本不可能消除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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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作为创作心理活动的思维与直觉

    贺苏

    <正> 一直觉与思维在某种意义上是两个相互对立的概念,在艺术理论的历史园地中,创作活动主要是依凭于直觉还是依凭于思维,是人们经常谈论的话题,但是,我们只要细加考辨就不难发现,这里有关直觉与思维的概念的提出和应用,与其说是对艺术创作活动的一种心理学的探讨,毋宁说是哲学认识论的有关问题在艺术理论领域里的自然延伸。实际上,历史上各种有关创作活动主要是依凭直觉还是依凭思维的论辩,大都是以感性与理性这两大哲学认识论的理论范畴为背景而展开的对于文学艺术的本体论的一种思考。作为一种精神活动,文学艺术的本质属性何在呢?视艺术主要为对世界的感性把握者,便较多地谈论文艺创作中的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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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改革小说”人物的类型化、模式化

    <正> 阎真在《超越观念》(《当代文艺思潮》86年5期)一文中,对以蒋子龙为代表的近年来的改革小说提出了尖锐的批评:在矛盾冲突的安排,人物形象的塑造中,表现出一种由人物的政治态度决定道德面貌的浅俗的善恶二分法。在与现实的关系上,它扭曲了生活的本来面目;在思想观念上,它曲解了改革的一般性质。这些小说几乎都是按照同一模式构思的。改革者毫无例外是有社会责任感的、大公无私光明磊落的、道德高尚品质优秀的英雄般的人物;而反改革者则是被权势欲控制的、搞特权和阴谋的、业务上无能的卑劣者。乔光朴与冀申《乔厂长上任记》)、丁猛与张安邦(《三千万》)、梁霄与丁一林(《火红的云霄》),龙种与郑福林(《龙种》)、车蓬宽与潘景川(《开拓者》)、杨林与董乃鑫(《耿耿难眠》)、冯古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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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对古代文论研究思维的思索

    谭帆

    <正> 关于研究思维所应有的三个层次长期以来,古代文论的研究深受单一的理论观念和单向的思维模式的限制,步履维艰地走在一条沉闷呆板的研究之道上,随着思想领域门户开放政策的推行和思想观念的输入,古代文论研究中所显现的自身弊端越来越明晰地呈现在研究者的面前,因而对研究方法的探讨和更新已成了件渐趋迫切的事了。人们对于研究方法的探讨,说到底,这是在寻求一种有效地认识和把握客体对象的理论观念和由此制约下的思维方式。因而既然古代文论的研究同样也是对于古代文论这个对象客体的把握和认识,那么,我们在确认对客体对象的研究方法时是否应有一个较相适应的“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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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中国文人画的简约风格及其审美特征

    张鹂

    <正> 崇尚简约,是中国历代文人画的一个重要特征。在文人画成就最高的山水画中,简约与作品深远意境的形成有密切联系,它具有丰富的美学内涵,并且成为人们鉴赏文人画的一个重要审美标准。我国古代的画论家们,从不同角度,直接或间接地谈到过简约的艺术风格及其审美特征,其中较著名的如:元代的赵孟頫在《清河书画舫》中说:“吾所作画,似乎简率,然识者知其近古,故以为佳。”“古意”与“简率”是文人画的两个重要特点,而二者又是紧密相关的。一般说来,具有“古意”的画,多是指那种以简率、朴拙的笔法写意的作品,不刻意追求工笔描绘。这里,赵孟頫实际上是提出了“简”与“古”的统一,并把“古意”作为衡量绘画作品高低的标准,同时也就肯定了“简率”风格的艺术价值。唐代的李公麟在《宣和画谱》中说:“笔愈简而气愈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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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创作的“双统一”

    <正> 黎山峣在《论作家的自我及其表现》(《武汉大学学报》86年6期)中说:创作是从生活出发和从自我出发的统一。从自我出发,应理解为从自我所和处的社会关系和社会地位、从自我从属的历史条件和客观规定性出发,因而从自我出发,并不同于从主观出发。创作从生活出发,这是进行创作活动必须坚持的本体论的根本前提和原则。它须经过主体的非对象化和对象化活动的中介(非对象化是从客体到主体的内化过程,对象化是从主体到客体的外化过程)。客观生活须经过作家的非对象化活动,转化为主体的本质力量和心理意识内容后,主体才能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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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使命、责任、价值

    徐中玉

    <正> 一文学工作者该不该有使命感?目前存在着不同的看法和态度。有的说该有,有的说不必有;有的很积极,有的较淡漠。不同的看法和态度都有各自的理由,似乎很复杂。我认为实际上没有一个人会毫无某种使命感。如果毫无使命感,他为什么还要来搞文学创作或评论?他总有一个目标,一种向往,想说点什么,也希望有人来听他所说的,得到同情和共鸣。不管他自己承认不承认,自觉或不大自觉,实际上这就是他的使命,他在执行自己的使命。主张积极干预生活固然是一种使命,主张不必考虑别的,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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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艺术批评必须有与众不同的独特点

    <正> 王朝闻在《东西南北》一文(1986年11月28日《人民日报》)中说:在我看来,一切艺术批评必须有与众不同的独特点,才有不为别人作品所代替的独立性。艺术批评和任何事物的意义都不简单,理论的价值自然而且合理地体现在主体与客体的特殊关系里。任何事物,局限性与优越性同时存在。在理发馆的地面上,剪下来的头发是以垃圾的身份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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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文艺学格局的历史演变与未来

    陈晋

    文艺学发展的三股合力是:文学创作风貌、其他学科水平和文学理论批评本身的独立和自觉意识。中外文艺学历史进程的第一个格局,是哲学以其抽象的世界本体观念来统合文学的思考。第二个格局是在切近文学具体规律的同时确立自己的本体属性。第三个格局是走向大科学体系,使文学规律接受各门学科方法的“肢解性剖析”。未来文艺学或许是历史主义本质的综合把握。中国二十世纪的文艺学理想是西方前科学分析格局的现实主义体系。目前的关键是,怎样运用在西方已盛象近艾的各学科的横断分析来充实和发展本来具有历史主义气质的现实主义文艺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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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科学的文学社会学建设

    <正> 钱中文在如题一文中说:恩格斯曾提出“审美的、历史的”方法论,但几十年来我国文学研究实际上搞的是社会学的文学批评,审美的方法并未受到重视。这种社会学批评在解放初期得到确立后,竟出现了我花开后百花杀的局面。与此同时,一些有影响的人物又把社会学批评推向极端,使之成为庸俗社会学。然而今天又有许多人断然不分社会学方法与庸俗社会学的区别,往往把它们捆在一起加以挞伐。什么方法都好,就是不能容忍社会学方法。一些实际上以社会学方法为指导,搞了几十年文学评论的人,对这种不科学的指责却不予理会,它可能是出于宽宏大度,也可能是由于理论上的惶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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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批评的功能与批评家的使命

    徐岱

    <正> 在世界文学史上,文学批评的地位曾经是至高无上的。从古希腊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师徒俩,到近代俄国的别、车、杜三巨头,文学批评一直扮演着“文化界的独裁女皇”的角色,掌管着文艺伊甸园的大门。不能否认这种格局曾促使过文学批评为以往的文学繁荣作出了不可低估的贡献,但它无疑也同时助长了一些浅薄的批评家盲目自负的脾气,以至于反过来玷污了批评本身的声誉。所以,当狄德罗后来不无自责地承认:“有一种野蛮人对过路人喷射毒箭,这就是我们的批评家的形象”,当莱辛也同样气愤地抱怨:“感谢苍天,我们自己也有一伙批评家了,这些批评家所做的最好的批评是使一切批评形迹可疑”时,这的确是十分必要的反省。但曾几何时,我国当代文坛上滥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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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如何理解当前文学中的性爱描写

    <正> 陈丹晨在《“文学与性”刍议》(《文学报》86年11月27日)一文中指出:今天的中国文学作品中有关性爱的描写,既有青年男女的恋爱纠葛,也有婚外恋情的悲欢;既有从性爱透视社会风尚、世态人情、历史内涵,也有因性本能驱使演绎出来的种种活剧;既有类似当年曹雪芹指责过的“淫滥”笔墨,一味迎合某些低级趣味的,也有寓意深邃,发人思考的作品,既有抒写性感的,也有直接写性行为的。但是要将这些良莠不同的作品划出一条绝对明确的界线也是很困难的。因此,引起社会上某些人愤怒和指责的,往往不只是那些真正渲染色情、毒害青年身心健康的诲淫之作,即使一些严肃探讨人生的作品,也会因为涉及了性的描写,遭到公众的议论。不久前,张贤亮的《男人的一半是女人》,文学界意见尖锐分歧,莫衷一是;而出版界却正好以此为号召,争相出版,畅销牟利,于是对这部作品中较深的含意反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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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文学的“接受研究”和“影响研究”——关于“接受美学”的笔记之二

    张黎

    <正> 一接受美学作为一种理论,同样也是人类理论思维历史经验积淀的结果。在这方面,欧洲研究接受美学的学者,也进行过许多总结。人们注意到,关于基督教典籍的早期研究,只关心版本学,理论思维的重点放在编纂者身上,而并不注意接受者。即使亚里士多德《诗学》传统的继承者们,如维达、隆萨、斯卡利格尔、彭塔努斯、海因修斯、布瓦洛、欧皮茨、高特舍特和莱辛等人的理论思维,也多集中在作者和作品身上,很少有人系统地从读者战略的角度思考问题。在欧洲文学史上,罗马诗人贺拉斯最早提出了文学“寓教于乐”、“劝谕读者”,把教益与娱乐结合起来的主张。这是欧洲文艺理论中明确地从读者角度提出问题的开端。后来的欧洲诗学家们,在这个问题上,几乎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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