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维科学的最佳研究方法

<正> 刘奎林在《关于思维科学研究》(《北方论丛》85年2期)一文中认为,思维科学必将成为二十一世纪的带头学科,应当加强研究,并从以下四个方面选择最佳研究方法: 1.应用历史和逻辑方法,进行比较研究。研究中要借助现代科学技术成果,如信息论、控制论、系统论、电子计算机等。2.应用系统方法,进行综合性研究。既要从纵向考虑抽象思维、形象思维、灵感思维三个层次之间的相互关系,使之成为纵向系统;又要

现代文学研究与系统科学方法移植

<正> 在目前的文学研究领域内,系统科学方法的移植虽然还不够广泛,所涉及的问题还仅仅是个别的,但已经为这门学科带来了新的气象。它具体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方法上的突破,二是建设性成果的出现。系统科学的基本思想,如有机整体的观点,综合的观点,最优的观点、动态的观点、结构功能的观点以及通过模型手段进行定量分析的方法等等,已使我们重新获得了一个观察文学现象的角度,从而开始改变了文学现象以往在我们眼中呈现的形态。以人为中心的一切文学现象,从来都是一个复杂的有机体,仅凭以机械性为特征的封闭式的单向因果思维,是无法弄清它的内在奥秘,从而把握其运动规律的。因此,要想使文学研究提高一步,就必须对我们的传统思维方式来一场革命,以开放的全向思维来代替封闭的

文艺要搞“宏观政治”,不要搞“微观政治”

<正> 胡耀邦同志在同文化部同志谈为外宾组织一次歌舞晚会时,谈到舞蹈艺术工作问题。他说:长期以来,舞蹈艺术发展不够好,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没有很好掌握舞蹈本身的特点。舞蹈有大型的、有小型的,有古典的、有民间的,而无论大型还是小型,古典还是民间,都应当注意保持自己的特点。现在有些舞蹈,往往勉强编上情节,搞两个人物在台上走来走去,东倒倒,西歪歪,又不跳舞,成了哑剧,活报剧!这些同志是好心,想加点政治。但是勉强加进政治内容,搞人物,搞情节,很难搞好。我说这种做法,是搞“微观政治”,是简单化。一个舞蹈,能让人看后感到愉快、欢畅,

美学研究与模糊数学

<正> 模糊数学的出现,实现了数学方法上的一次重大突破,为人们认识事物模糊性提供了一个新的数学处理方法。高从宜在《美学研究与模糊数学》(《当代文艺思潮》85年2期)一文中,借鉴模糊数学,对一些重大美学问题进行了尝试性的探讨。作者认为:美学上的许多概念就是模糊概念,是由许多模糊子集所构成的模糊集合,其外延与内涵具有可大可小、变化不定等特征;人类审美活动与认识活动、意志活动同属人的心理结构,与此相应的审美意识与科学意识,道德意识的界线也并非

马克思主义与理论创新

<正> 面临创作实践的蓬勃发展和学术文化的日新月异,我们的文艺理论研究需要不断创新,这大概是一般人都能同意的。但是,创新不能仅限于用原有的观点和方法来处理某些新材料,探讨某些新课题,而更需要对传统的理论观念、理论方法本身加以变革与更新,对这一点也许看法上就不那么一致了。有的同志认为,既然我们的理论武器是马克思主义,而马克思恩主义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那还有什么必要强调理论观念、方法的更新呢?甚至担心提倡观念、方法的更新,会不会引向脱离马克思主义的轨道。我以为,这里有两个问题值得我们思考:一是我们原有的观念、方法是不是完全马克思主义的,二是马克思主义本身还要不要继续发展。

文艺学基础理论亟待更新

<正> 近年来,文学评论突破旧的“左”的模式,开始出现敢于正视社会生活现实,贴近文学创作现实,勇于开拓争鸣、标新立异的活跃局面。某些因循重复几十年的定论突然地处在了接受挑战的位置。七年前,关于“形象思维”重新得到肯定的讨论如报晓的晨钟,结束了文艺理论界万马齐喑的冷寂状

文艺理论研究要从脱离实际的清谈中解脱出来

<正> 我们的文艺理论大大落后于文艺创作,已经到了不能容忍的地步,这是大家公认的事实。可是怎样才能改变文艺理论的落后状态呢?怎样开创文艺理论研究的新局面呢?不少同志寄希望于新的研究方法,特别是以系统论为代表的现代自然科学的一些研究方法。这固然是一条重要的出路,但仅仅看到这点是不够的,因为还缺少一个前提条件,就是理论面向现实。只有当这个问题解决之

解放后文艺批评的历史教训

<正> 《文学评论》1985年第2期发表严秀同志的《创作之友——生活、借鉴、批评》一文,其中谈到解放后的文艺批评,教训多于成绩。他说:一九五一年开始对《武训传》那么怕人的政治讨伐,至今我还不理解为什么要这样做。以后批《红楼梦》研究,批冯雪峰、俞平伯,批“丁陈反党集团”,批胡风,都当成政治讨伐运动以至肃清刑事犯罪运动搞。批胡适的《红楼梦》是曹雪芹的“自传”说,更是全国动员,把这说法看得比洪水猛兽、法西斯主义以至霍乱传染病还可怕。其实,“自传”说有什么不得了,没有大量的亲见亲闻,曹雪芹怎么写得出来。现在对雪曹芹的家世研究得越来越深刻了,也正越

客体本质和自我本质的有限统一

<正> 任何科学的本质都是排斥主观性的。主观性的渗入科学,只能干扰客体本质的准确再现。而文艺却不然。它自然要反映生活的客观本质,但是它却不但不排斥主观(自我)感情,而且把主观(自我)感情当作表现客体本质的不可或缺的元素。不过,艺术形象是假定性的,它把渗透着主观(自我)感情的生活假定为客观的本来面目去表现。艺术形象中蕴含的生活,不仅仅是客体的反映和再现,而且是主体(自我)的表现和创造。形象是客体和主体生活和自我和谐地交融的产物。主体的自我和客体的本质如果不能和谐地统一,那就可能发生分裂,不是歪曲了生活本质,就是扼杀作家的个性。生活进入作家头脑中,并不限于被机械地增加、减少、拆卸、装组,而且被消化、被体解、被吸收、被同化,一句话是一个重新获得生命的复杂曲折多层次的过程。首先

中国古代艺术辩证思想概念与范畴的形成和发展

<正> 假如我们承认朴素的辩证法不仅是中国早期启蒙思想的特征,而且也是中国哲学的基调之一,那么,由“易”所体现的对立统一,既含有深长的历史意义,不断地引发着与日俱新的时代意义,同时,它也为一些具体学科所接受,成为该学科的世界观、方法论,最后产生出具体学科的辩证法,从而大大地丰富和提高了中国古代的辩证法思想。如果说,古希腊的“辩证法”虽然正确地把握了现象的总的画面的一般性质,却不足以说明构成这幅画面的各个细节,而我们要是不知道这些细节,就看不清总画面。”那么,中国古代的辩证法,不仅同样“正确地把握了现象的总的画面的一般性质”,而且还开始去说明构成这幅画面的某些细节了。这就不仅有了古代中医学、军事学中的辩证思想,也有了中国古代的艺术辩证法思

从“一言堂”到“群言堂”

<正> 李洪林同志于1985年5月22的《人民日报》上发表《“一言堂”到“群言堂”》一文,指出经过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的拨乱反正,从我国的社会、经济、政治各方面的条件看,“一言堂”的存在基础已经土崩瓦解,再想恢复往昔的权威已经不可能了。文章说:“一言堂”曾给中国人民带来深重的灾难。要改变这种状况,不很容易。因为它不单是一种作风,而且是一种体制。要用“群言堂”代替“一言堂”,就意味着改变权力机构。把个人专断改成集体领导,不但对独断专行的个人是一件未必愉快的事情,而且生活在“一言堂”下面的某些人,也会感到不习惯。吃够了“一言堂”苦头的中

学术论战的对等规则

<正> 1985年5月15日《人民日报》转载《解放日报》发表周义澄等合写的《学术论战应当遵守对等规则》一文,提出“真理面前人人平等”这一口号真要变为学术界的事实,还需要经过长期的努力。恩格斯在总结与杜林的论战时曾经说过,必须“遵守文字论战所应遵守的一切规则”。遵守学术论战的对等规则,就是在学术政策和学术道德上对学术自由的一种保证。它包括确认论战双方在地位、手段上的对等,以及对论战的性质、与社会背景联系的理解上的对等。

《谈龙录》跋

<正> 吉林《奭良野棠轩摭言》卷三“言文”内论赵秋谷不似渔洋。盖秋谷服膺冯班,南游尝拜其墓;与渔洋冰炭积不相容。冯氏《钝吟杂录》之刊行,秋谷序之。秋谷为人好胜,洪亮吉《北江诗话》记宋牧仲以渔洋绵津合刻贻秋谷,秋谷覆柬云:谨登渔洋诗抄,绵津诗谨璧。其轻视宋荦,尤不近人情也。渔洋于秋谷之过信二冯深致不满,讥其“铸金呼佛,殊不可解”。《饴山堂集》自序言:若有阴中之者。即暗指渔洋。二人构怨既深,逐互相攻讦,秋谷撰《谈龙录》纠擿渔洋之失,渔洋亦于《分甘余话》返诋之。

美国某些主编对美国现代短篇小说的看法

<正> 《1983年美国最佳短篇小说选》的内容与《1978年美国最佳短篇小说选》的主编泰德·索罗塔洛夫的编选观点有相似之处:反映美国现实生活。泰德·索罗塔洛夫解释他的筛选原则(《编译参考》1985年第1期《1983年美国短篇小说的收获》)舒逊介绍时说:“我认为美国现代短篇小说的作用就在于探索生活体验的一种人性的尺度并使之得到交流。”“在这瞬息万变的社会里,它的成员已经为各种大众媒介所报道的“事件”和“潮流”弄得晕头转向,而他们得到的并不是关于人生的认识,只是倾刻即逝的、简化了的信息。美国短篇小说的作用就在于把这毫无条理和联系的现象理出一些道理来。”“基于以下看法,我选了这些篇目。我虽然对

再论巴扎罗夫

<正> 第一信代替信,亲爱的朋友,我给你寄上一篇尚未完成的学术论文。在我们谈话之后,我又重读一遍那篇已经完全忘记的庇萨列夫论巴扎罗夫的文章,因此这使我感到十分高兴,高兴的不是已经忘记了,高兴的是已经重读了一遍。这篇论文证实了我的观点。这篇文章即使就其片面性来看,也是比较它的论敌所想的还要正确、还要出色得多。

文学史会议上的讲话

<正> 文学史的研究是否有助于理解伟大的作品?读者对作者生平、作品成因、创作情况全然不知的情况下,一部重要作品是否靠本身的力量就自然而然能博得读者的喜爱? 要回答这类问题,远非三言两语所能说得清楚。当我们回想起少年时代初次读到《巴马修道院》或《幻灭》,快意地把外部世界,甚至连自身的存在,都统统忘却的时候,我们会心有所憾,当时的感受是多么清新,一任想象驰聘,甚至进入主人公的生活里去了。那时,司汤达作品里虚构的成分有多大,利用意大利手抄本的比例占多少,于我们有什

论《傲慢与偏见》

<正> 没人会把简·奥斯丁描绘成一个女才子(对这种人她不屑一顾),但显然她是位有教养的女人。研究她小说的权威贾波明列了张她读过的书的单子,这是张洋洋洒洒的书单。当然,她读过芬纳·伯纳、玛丽亚·艾奇沃斯、瑞克里芙夫人(《培都尔佛的神秘》)的小说;她读过法国和德国小说的译本(其中有歌德的《少年维特的烦恼》);只要能从巴思和南安普顿的流动图书馆借到的书,她都读。她熟谙莎士比亚的作品,当代作家中她读过司各特和拜伦的作品,但她最喜爱的诗人看来是柯伯。不难理解为什么他那种冷峭、绮丽、睿智的诗句吸引了她。她读约翰生博士和鲍斯韦尔的作品,大量的历史著作以及不少的宣道文。

简·奥斯丁与其同时代作家的比较

<正> 伯尼小姐、简·奥斯丁以及诗人克雷布的文学生涯,始于十八世纪的最后三十年,伸延至浪漫主义盛行时期。然而,根据本质特征来判断,他们的作品更多地显出早先年代的痕迹。对于在1800年以前就已经展现出来的新文学特征,这批作家的态度是对立的,或者说是背道而驰的。他们对艺术的兴趣又回到动机、主题与形式方面,这就表明他们在实质上更多地继承了古典主义传统。他们的气质,说到底,打上了他们的偏爱的古典的烙印。他们的思想观点依然接近十八世纪的水平。伯尼小姐的一些特点也存在于简·奥斯丁的作品之中。只是奥斯丁的技巧更加成熟,更加精湛。正由于奥斯丁具有更强的创作个性和更锐利的艺术敏感性,就使她能跻身于第一流的作家行列之中。

简述第十届国际美学会议的美学问题讨论

<正> 第十届国际美学会议于一九八四年八月十四日至十九日在加拿大蒙特利尔市举行。来自全世界三十多个国家的几百名代表出席了这届会议,其中有当代国际著名的美学家斯帕沙特(加拿大)、丹图(美国)、达明加诺维奇(南斯拉夫)、杜冯(法国)、德兹米杜克(波兰)、马戈利斯(美国)、阿恩海姆(美国)、瓦蒂莫(意大利)、今道友信(日本)、奥斯本(英国)等。

“现象学美学”简介

<正> 韩树站在《杜弗莱纳的现象学美学》(《光明日报》1985年3月14日)一文中指出: 现象学美学是当代西方美学的重要流派之一。它的主要代表人物有两个:一个是波兰籍的美学家罗曼·茵加登(代表作是“文学的艺术作品》),另一个是法国美学家米凯尔·杜弗莱纳(代表作是《审美经验现象学》)。杜弗莱纳认为,审美经验包括创作者的审美经验和欣赏者的审美经验。历来各派美学都是建立在创作心理学的基础上的,这些美学有陷入心理主义的危险。他继承现象学派的创始人胡塞尔对心理学

艾略特的理论核心

<正> 英国的艾略特,作为新批评派而轰动西方文坛,在今天仍有影响。伍蠡甫在《现代西方文学批评的若干流派》(《文艺报》85年3期)一文中,指出他的理论主要有三点:“非人格化”“客观对应物”和“有机形式主义”。文章指出:首先,诗的问题乃形式表现或媒介运动的问题,而非形式、媒介所服务的内容问题,其关键在于必须首先排除与内容密切关联的作家人格、作家个性、方能突出艺术形式的重要性、决定性。其次,关于形式表现的途径,艾略特作如下论述:“用艺术形式来表现感情的唯一途径,就是探寻一个‘客观对应物’。换句话说,一系列的物、一种情景、一连串的事件,都应作为那特殊感情的程式;由于这些外在事物必然以感觉经验为终点而宣告结束,所以它们一经提出,感情立刻被唤起了。”艾略特以艺术形式为前提,在客观世界中找寻“对应物”,从而通过“状物”达到“写情”。但

超现实主义的基本论点

<正> 李夏裔在《超现实主义的起因及其主要理论》(《法国研究》1985年1期)一文中指出: 超现实主义的主要理论是不以纯然透过客观外貌看待世界为满足,而试图从探索人的内心世界入手将内外现实看作处于同一变化中的两个潜在成份。表面上相矛盾的梦和现实,终必融为一种绝对的现实,叫作“超现实”。这种肯定具体世界和抽象世界的活动的同一性乃超现实主义的基本论点。超现实主义进而渴求在内、外部真实,眠与醒,理性与疯狂这类久已彼此分割的领域之间引出一条贯通它们的导线。由于它们彼此分割对立的原因正是多少世纪以来一直在西方文化中居于统治地位的理性主义,所以,理性主义不再是认识的有效工具。

西德批评家论如何通过文学理论来重新获得历史?

<正> 联邦德国文学批评家保罗·康拉德、库尔茨在《联邦德国文学批评方法和文学理论》(《外国文学报道》1985年第1期王维适译)一文中简述: 语言学家寻找一种语用学的本文理论。文学理论家则提醒人们历史的丧失。作品内涵的诠释方法和反历史的结构主义方法削弱了文学理论的历史这

艺术感受与理性思考

<正> 南帆在《文学批评的艺术感受和理性思考》(《当代文艺探索》85年第2期)一文中,对直觉式的情感反应是否包涵着理性成分,从理论上作了阐发: 艺术的创造和人们的审美似乎是兴之所至和一时趣味,实际上却有不少规律。其间自然包括着审美心理上的规律。其实,除了出于生理本能的条件反射之外,那些具有社会意义的直觉的情感反应更多地是在社会实践中形成的。人们在社会生活中的天然需要和社会需要,使人们积累了无数知识、经验和愿望。这些知识、经验和愿望在不断地反复重迭中沉息到人们的心田深处,酝酿浓缩为人们的情感,从而造成了人们对于一系列事物的情感反应,这些情感反应中通常包含着能量很大的接受、排斥、赞同、反对等种种判断,但是人们在产生这些判断之前却无须重复那些得到判断的推理过程,而

西方评论对作品创作过程的心理探索

<正> 心理分析对西方当代作家和文学评论有着相当重要的影响。廖俊在《西方文学评论中的“心理探索”》(《文艺评论》1935年第2期)一文介绍西方评论家把心理分析用于研究作家的创作过程: K.布尔克分析诗的过程时说道:“首先,我们必须承认自我表现的因素存在于一切活动之中”,而“今天,自我表现是非常经常地和纯言词表达相混淆”“这类纯言词表达只是自我表现的极微小的方面”,所以“如果一种自我表现的形式是发表自己的感情,那么,另一种自我表现的形式是唤起别人心中的感情也同样真实的”。如“马克·吐温,在他提笔之前,一次再次地把他想表达的痛苦转化为幽默”。“这表明他想唤起的痛苦是最有力的一种”。“我

巴乌斯托夫斯基谈创作应把自己整个放进每篇作品中去

<正> 苏联著名小说家康·巴乌斯托夫斯基在《论短篇小说》(《世界文学》1984年第3期张铁夫译)一文中谈到: 我在创作中从不给自己的短篇小说勉强凑合一个主题,决不把它塞进某种生硬的框子。我认为我这样做是对的。目前,我在文学讲习所给学生上课。我发现,他们之中大多数人都竭力使自己的作品显得合情合理,不敢直接表现自我。其实,关键就在这里,因为对自我的任何直接表现,亦即对自己的处世态度、自己的世界观的直接表现,这恰恰是最主要的东西。而那些学生们,青年作者们,却开始卖弄聪明,结果写出来的就是僵死的、枯燥的、令人绝望的作品,这种情况下需要的是绝对的

小说中的音乐性

<正> 艺术的各个门类是相通的,抒情小说中常常有丰富的音乐性。花建在《小说与音乐的联姻》(《艺术世界》85年第2期)中对这个问题作了具体论证: 小说的王国与音乐的王国风格迥异,却有动人的联姻,音乐性的小说是它们美的宠儿。音乐的特征是有节奏的声音在时间中流动,人的感情也是在时间中延续的。音乐在时间的进程中,以节奏和旋律来表现人的感情生活和周围世界的律动,把生活中广阔多样的数的结构与深刻的感情内容和谐地融合起来,成为黑格尔所说的“透入人心与主体合而为一的最情感的艺术”,而小说是以叙述故事为首

环境的虚化与心理真实

<正> 作家蒋子龙读了孔捷生的新作《大林莽》,惊叹之余,写了一篇札记(《世界和人》,见《羊城晚报》85年3月23日),文章指出: 孔捷生还有一点令我惊叹:他找到了自己人物活动的世界——大林莽。就象曹雪芹找到了荣宁二府,施耐庵找到了水泊梁山,肖洛霍夫找到了顿河地区一样。文学的庄园不能没有自己的领地。要表现人物的命运,就不能脱离当时整个的社会生活背景。要探索人生,就须真实地再现人和环境的关系,环境复杂多变,人的性格才有可能丰富起来。《大林莽》妙就妙在把整个社会环境虚化、虚写,但是让人物带着“文革”中的情绪和景象闯进大林莽。细节的刻画却非常真实、生活化,让人强烈地得到现实主义真实的感染力。假定真实、幻想情节、心理真实,在这部小说里使用得很多,作者尤其擅长心理细节的描绘,但都让人感到是现实主义的。

作家的“内心视力”

<正> 关鸿在《作家的观察力和内省力》(《芙蓉》85年1期)一文中指出: 作家的内省才能和观察力的结合形成了作家特有的“内心视力”。“凭借内心的视力来看所描绘的对象,来创作作品,这就是作家的法则。”A·托尔斯泰这样说过。冈察洛夫也说过,他看见他的人物活生生地站在他面前,他们不让他安宁,总是纠缠不休,做出各种姿态,他还听见他们在谈话。“愿上帝宽恕,我常常感到,这都不是我凭空虚构出来的,而是在我周围的空间活动着的”。自然,这是冈察洛夫的感觉。这是一种神奇的梦一样的幻觉。这是作家的“内心视力”在起作用。

中国文艺理论学会组织名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