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秀成果属于全人类

<正>《光明日报》94年10月6日发表李岚清《在孔子诞辰2545周年纪念大会上的讲话》,中间说:我们应当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和态度来对待民族的历史和文化遗产.不同时代的文化,虽然都有不同程度的时代的或社会制度的烙印,都有其历史的局限性,然而在人类历史发展中,它们的优秀成果,应该说都是属于全民族甚至全人类的,对推动社会的进步都曾不同程度地做过贡献,有的甚至是重大的、不朽的贡献.

儒家价值观与群体凝聚力

<正>新加坡内阁资政李光耀《在北京国际儒学联合会成立仪式上的致词》(《光明日报》94年10月16日)中说到:要不是新加坡大部分的人民都受过儒家价值观的熏陶,我们是无法克服那些困难和挫折的.新加坡的人民有群体凝聚力,能够以务实的态度,来看待治理国家和解决社会的问题.

历史的看待唯美主义

<正>《湛江师范学院学报》1993年第2期发表李珺平的《如何评价唯美主义》,认为在西方文论史上,唯美主义原是一种愤世嫉俗、反抗社会,甚至在某种意义上有“革命”意义的理论,也是19世纪传统文论向20世纪现代派文论转折的中介和枢纽.

沉郁:士大夫文化心理的积淀

心灵并不是任何时候都能从心的内部找到的，有时可以从整个人类或不称之为心灵生活的整个历史中找到。——C.G.荣格

当前的文化困境与艺术家的角色认同危机

<正>近十多年来,当中国这块古老的土地上再次奏响了现代化的号角时,一切都面临着深刻的转变与挑战.历史一再表明,每当社会发生巨大变迁时,其文化冲击所带来的影响是深刻而久远的,每一个敏于历史感和自我意识的人都会感受到这一点.眼下,文化圈内普遍谈论着种种危机,乐观主义论调有之,悲观主义言论亦有之.在审美文化领域内,最最明显的也许莫过于作为文化生产主体的艺术家们所体悟到的角色认同危机了.

“纯”文学小议

<正>楚山孤在《作家四戒》(《文学报》1994年8月25日)一文中说:在作品方面,作家应该戒“纯”.此话怎讲?“纯文学”本是相对通俗文学而言的,也称严肃文学.为了表述得更准确后来又代之以“高雅”、“典雅”,至今还在斟酌之中.“纯”的意思,可以意会.然而,我还是不喜欢这个“纯”字,而且觉得作家应该警惕这个“纯”字.纯而又纯,不符合辩证法,姑且不说;更因为这个“纯”字,容易走向空洞,走向孤芳自赏.以“纯”相标榜的作品,往往在形式上下功夫,在技巧上翻花样,而忽视了生活的质感,忽视了读者的审美趣味.“纯”本身无可厚非.文学作品当然艺术性越高越好.问题是醉心于“纯艺术”的

“再现”与“表现”的多种形态

<正>曹毓生在《再现与表现的对立统一》(《文学报》1994年5月19日)一文中指出:文艺创作中的“再现”与“表现”并非总是半斤八两,一半对一半,而是往往显出种种落差反差.具体说来,这是因为:作为艺术家由于主观条件与所处环境的互不相同,因而观察、体验、研究、分析社会生活的心态彼此有别,于是所酿造的审美意象的内在结构(主观与客观、心与物、情与理的轻重强弱等等)自然也就各显差异.这种差异可分三类:一是再现型,

巴金的大勇精神

<正>王西彦在《济南日报》(94年7月23日)发表《为了心灵的洁白》一文,对巴金的《随想录》如此评价:整部《随想录》有人称之为《忏悔录》.他写了一系列关于说真话的文章,就因为他不能忘记自己曾经一度陷入说假话的深渊.

人的本质究竟是什么

<正>《新疆师范大学学报》1994年第3期发表倪培强《关于人的本质的认识》一文,认为每被沿用的马克思这—说法,即人的本质“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马恩选集》第1卷18页),仅就这—方面还不能完全说明人的本质及其差别的根源性.

作家的“边缘化”

<正>刘心武在《求而不追》(《文艺争鸣》1994年5期)一文中指出:在这几年所出的新书里,算得上“沤心沥血”的,是长篇小说《四牌楼》.它开笔于1986年,1987年、1989年停顿,1991年重弄,毁掉已有手稿的大半——不是不得己,是自己不满意,这样又断续地写到1992年,终于完稿,1993年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无非是把自己想写的,尽量写得自己满意罢了.

中国文化中的反智主义传统

<正>《上海文学》1994年9期“批评家俱乐部”以对话方式刊出《民间文化·知识分子·文学史》一文,其中陈福民说:目前对知识分子精英文化的过度贬抑,除了多种现实原因外,我认为还与中国文化中的反智主义传统有关,知识、知识分子、知识分子的价值原则,关于艺术、社会进步的乌托邦情怀,都是这个传统蔑视、嘲讽的对象.近代以来一个要害问题就是“农民对知识分子的拒绝”.启蒙的失败有某种历史合理性,可是对这种合理性的认同不能成为知识分子自弃、自罪的合法根据.个人与历史、美与进步的悖论关系已经成了现代知识分子无法治愈的精神创伤,

再论中国新文学中的“现实主义情结”

<正>自从现实主义流入中国,就开始了有关现实主义的争论.如今,当我们清理和总结新文学传统的时候,发现现实主义已成为文学发展中的一个“情结”,各种文化因素交结在一起,影响着当代中国文学的理论和创作.解开这个情结,似乎是一件困难的事情,但毕竟能够给我们一次重新认识历史的机会.本文就试图在这方面作点尝试.

“什么时候才是你自己呢?”

<正>胡惠林在《走出世纪末——关于当代文学的文化思考》(《上海文化》1994年4期)一文中说:市场经济来了,文学在一夜之间仿佛被人遗忘了.“没有金钱是万万不能的”.于是又大有失宠之感,什么失落啦,困感啦.《编辑部的故事》于是又衍生了故事的故事的故事.说实在的,文人的“毛”的意识实在太浓了.“皮之不存,毛将焉附”?为什么就不能把自己也认作“皮”呢?这种缺乏操守性、自由性的文化心态实在是造成中国文学的“世纪末”现象的重要原因.中国文学家文化心态的欠自由表现在另一方面,就是“主义”上的“六神无主”.于是“熊

体验类型与创作取向

<正>由于浪漫主义者的努力,体验问题才上升到如此重要的地位.新型哲学家和浪漫主义魔术师之间已建立起一种天然的联盟,因此,无论是诗,还是哲学,都试图“描述心灵整体的内心王国”.无意识、梦幻、沉醉、欢乐、顿悟、音乐、神话也都将获得特殊意义,仿佛一切事物深处都充满着歌声.正因为如此,二十世纪美学也就格外重视这种神秘的心灵活动.运用理性的解剖刀.我们可以把这复杂而充满诗意的体验活动分成两大类型,并能从体验结构的分析入手,探究作家创作取向的心理学原因和社会学价值.这种分析是富有诗意的,但绝对不是盲目的.

文学批评的精神层面

<正>以文学为营生的人,有两种,一种是作家,一种是批评家.同是以文学为营生,创作与批评在文学领域中的价值与地位却相差甚殊.里尔克在《致一位青年诗人的书简》中说:“艺术作品无比孤高,艺术评论简直涉及不到它的九牛一毛”.

文坛的“磁化”现象

<正>楚山孤在《作家四戒》(《文学报》1994年8月25日)一文中指出:在人际关系方面,作家应该戒“磁”.这个“磁”字可能是北京方言.表面上看起来是亲近,实际上却是粘糊,有点拉拉扯扯,说不清楚.文学有流派,作家有群体.这是在创作实践中自然形成的,尽可发展;而“磁”则不是以文学为基础,掺杂了过多的个人

文学理论中内证与外证的再反思

<正>“内征”(internal evident)与“外征”(external evident)是由温姆斯特(W.K.Wimsatt)及比尔斯利(M.C.Beardsley)在1945年合著的《意图谬误》(The intentionFallacy) 一文中提出来的.他们认为作者的意图并不能决定作品的意义,于是区别了能确定文学作品意义的一些证据:

“一X就灵”并不灵

<正>朱相远在如题一文(《光明日报》94年10月19日)中指出:常见的一些广告词如“一用就灵、“一抹就灵”“一趟就灵”之类,都是缺少科学性的江湖语言.文革期间信奉阶级斗争“一抓就灵” 结果非但不灵,还动乱十年.各行业改革中又出现“一包就灵”,事实证明承包并不能适应所有行业,也不是解放生产力的唯一途径.“破三铁”未能“一砸就灵”,扫黄时未能“一扫就灵”,进入市场经济体制后亦未能“一放就灵”, 说明对事情不能如此简单对待.文章说:“一×就灵”并不灵.原因有三:

儒学思想与韩国的现代化

<正>韩国安炳周教授在回答记者问题时这样说:有人说儒家思想是东亚经济发展的原动力,另一种观点则认为是现代化的障碍物,他认为儒家思想对韩国的现代化和经济发展是起促进作用的.儒家强调学问,对普及教育、扫除文盲很有意义.儒家思想对人的积极向上、奋发自强的上进精神的养成,对人的道德修养、自我人格的完善,都起了积极作用.它对防止随现代化的发展而产生的私欲、利己主义等不良倾向和社会思想的堕落可以起调节作用.东亚经济发展的成功由多种因素决定,但同儒学的主要文化思想有重要的联系.东方人受儒家文化的影响,集体责任心比西方人强.因在价值观方面,儒学文化倡导为别人作牺牲,忘我精神是受到普遍尊重和赞扬的美德.这些传统思想正是西方没有的.

不朽意志和创造性个体

<正>本文译自伊拉·普罗高夫的专著《心理学的困境与超越》第七章,第五节.原题名是《丧失了与生活抗争力的艺术家——原型意象的另一极》.文章介绍了奥托·兰克关于不朽意志和创造性个体的心理学理论.

《文艺理论研究》1994年总目录(总第72～77期)